博物館學

      作者簡介 

      董心慧(1994.3-)，浙江大學考古學博士在讀

      主要研究方向:物質文化研究

      2016年，國務院在京召開文物工作會，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議中強調，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如何讓文物“活”起來，使其更能被社會大眾所接受，成為了博物館工作者應該考慮的一件事。近年來，隨著網絡直播平臺的興起，越來越多的機構進行了網絡直播的嘗試，文博領域也不例外。通過這種新媒體的方式，增強了文物科普的現場感，創造了與觀眾及時互動的可能，在擴大博物館社會影響力的同時拉近了與直播平臺用戶間的距離。文博機構進行網絡直播的行為可歸納為一種通過新媒體技術進行社會教育的體現。

      一、網絡直播與博物館直播的現狀

     2018年1月31日，CNNIC發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72億，普及率達到55.8%，超過全球平均水平（51.7%）4.1個百分點，超過亞洲平均水平（46.7%）9.1個百分點?；邶嫶蟮木W民總量和能保持平穩增長的發展態勢，促進了我國互聯網行業乃至移動設備的發展。

      截至2017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7.53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的占比由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與此同時，使用電視上網的網民比例也提高3.2個百分點，達28.2%；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的使用率均出現下降。在手機不斷擠占其他個人上網設備使用的同時，用戶開始出現大量的碎片化時間，并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利用碎片化時間進行放松，故可適配這種生活方式的智能手機和多平臺的網絡娛樂開始進入公眾視野。在強烈的市場需求、政策的鼓勵引導、企業的資源支持共同推動下，網絡娛樂用戶規模持續高速增長，文化娛樂產業進入全面繁榮期。

      網絡娛樂應用中網絡直播用戶規模年增長率最高，達到22.6%，其中游戲直播用戶規模增速達53.1%，真人秀直播用戶規模增速達51.9%。除了專門式網絡直播平臺（斗魚、熊貓等）、捆綁式網絡直播平臺（美拍、映客等）和附屬式網絡直播板塊（愛奇藝、騰訊視頻等）外，許多網絡社交應用也紛紛推出自己平臺的直播功能。截至2016年12月，3.44億的直播用戶中，24.4%的人通過社交平臺來收看直播，直播成為新的用戶交流方式。[]社交與直播相結合，豐富了社交應用的內容和形式，帶動用戶活躍度增加，也很好的解決了以往網絡直播用戶黏性（Customer stickiness）差的問題。

      基于以上已經成熟的客觀條件，近幾年許多文博機構開始進行自己的網絡直播。以擁有795家國內外文博機構藍V帳號（即機構認證帳號，以下簡稱“認證帳號”或“官微”）為例。2016年11月14日，故宮博物院開展了首場直播“明清御窯瓷器考古新成果展”。在直播中，通過“現場導播分機位表現，實時加入文物名稱等說明，并能插播圖片和小視頻”的方式，達成了良好的互動效果，吸引了累計 7 萬的觀看人數，留下超過 1200 條微博互動。2017年文博機構官微共發布視頻微博1.2萬條，較2016年增加7797條。2017年8月，來自全國各地的9家知名博物館進行了14場別開生面的展覽與文物歷史講解直播。截至2018年3月微博話題#博物館直播月#閱讀量555.5萬/人次，在3-4月短短兩個月內23家文博官微進行了26場直播。文博機構直播行為的迅速增長，拓寬了博物館與觀眾進行“連接”的渠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現有的文博機構的網絡直播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館陳直播。如浙江省博物館：昆山片玉——中國古代陶瓷陳列；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約會三星堆·游園指南；西安半坡志愿者團隊：追魂不可忘卻的記憶——半坡遺址出土文物展等。此類直播以博物館基本陳列為主題，講解員、文博專家、志愿者或網絡直播平臺戶外主播為主持人。前三者屬文博機構內部直播，形式主要以展廳通講、主題個性講解和逛館攻略為主。后者為游客作為個人戶外播主參觀博物館時，通過移動設備進行直播，屬自發性行為，與文博機構無關，形式更像旅游節目。

     （二）特展直播。由于各文博機構特殊展覽的時效性，為滿足各種原因無法親臨現場觀眾的觀展需求進行的網絡直播。如故宮博物院：明清御窯瓷器考古新成果展；河南博物院志愿者團隊：不朽之宮——古埃及文化展等。

     （三）文化直播?；诒攫^特色館藏，側重于以物到人或到文化的深層挖掘，對地域性民族民俗文化進行直播。如徐州博物館：逛吃逛吃兩千年—徐州地區漢代飲食文化大觀；成都武侯祠博物館：一代賢相諸葛亮等。

      綜上所述，目前我國文博機構直播，種類多樣，形式豐富，基本滿足正常的對外宣傳及基本科普需求。

      二、通過網絡直播進行博物館社會教育的優勢與制約因素
      （一）優勢。

      1、有良好的觀眾基礎

      通過CNNIC發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可以看到，我國網民規模較大，網絡普及率高，受眾廣泛，這為文博機構通過網絡直播進行社會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文博節目《國家寶藏》、《如果國寶會說話》、《我在故宮修文物》等節目的熱播，提高了公眾對于文博行業的關注度，打破了過去文化領域以紀錄片為主的單一形式。普通觀眾也開始期待著能與博物館進行對話。

       2、有較強的互動性和即時反饋性

與傳統媒體相比, 互動性是網絡媒體突出的特點。以往公眾參觀博物館，面對的是布滿生僻字的標簽或難以提起興趣的展板，即使心中有疑惑，也無從進行提問。這種信息傳播是單向的, 受眾被動接受, 難以實現互動交流。而通過網絡媒體觀看直播, 信息傳播是雙向、可交流, 受眾參與效果明顯。如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約會三星堆·游園指南，通過直播游覽三星堆整個園區的過程，采用兩位講解員提問和對話的方式，解釋游覽三星堆的注意事項，對三星堆整個園區及歷史進行了全面介紹。直播達到了宣傳三星堆20周年慶的目的，因語言生動活潑，達到了7萬人次的觀看量及400條以上的微博互動。這種形式不僅增加了對場館本身釋展的趣味性，大大激發了觀眾的參觀熱情，使以往的個人參觀變為線上集參觀、交流、溝通為一體的綜合性活動。同時其他場館也可以觀看直播從而進行學習，或產生符合文博人或歷史愛好者興趣的帶有專業性知識的互動，這種行為突破了過去傳統館際交流的壁壘。

       3、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現代快節奏的生活導致許多人不得不放棄自己對文化的追求，繁重的工作使他們連家人都難以照顧，更不用說在休息日旅游，甚至走進博物館了。但隨著科技的發展，移動設備的不斷創新為忙碌的現代都市人提供了碎片化的時間。而這些時間已足夠他們觀看他們心儀的展覽，聽一場專業的講座。也不用再因沒有時間走遍全國錯過重量級特展。文博網絡直播實現了讓觀眾可以足不出戶，閱盡天下展覽，并且獲得不受人流量的限制的參觀體驗，解除了由于分布在各地導致觀展困難的地域限制。

      4.為文博機構開展社會教育提供了新的形式

我國的博物館教育事業起步較晚，存在著意識淡薄、重視程度不夠等問題，與歐美博物館事業發達的國家有一定差距。但隨著新媒體技術在我國的發展，博物館的教育形式不斷創新，甚至在社交媒體、網絡運用等方面已經走在了國際前列。網絡直播作為一種遠程課堂，要求博物館的相應部門必須開發出適應這種課堂的課程，這對相關從業人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時代下，所有博物館教育從業者都應踴躍學習專業新知識、掌握媒體新技術、豐富課程新內容、發展教育新形勢，進而推動博物館事業的整體發展。

      （二）制約因素

       1、博物館行業重視程度不夠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的博物館行業并未擺脫“重展”不“重教”的落后觀念。這導致了文博機構在運用新媒體進行社會教育時屢屢受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缺乏專業人才，沒有固定團隊

      現階段只有極少數的文博機構設有新媒體部門，大多都由社會服務部或信息部兼任。而網絡直播需要擁有一個至少兩人的小型團隊，以滿足直播時有人出鏡的基本需求。但在起步階段，直播的策劃、出鏡和拍攝往往都由一人承擔，進而導致直播效果不理想，未達到預期的教育效果。

       （2）館內基礎設施未能適應網絡直播，缺乏專業設備

      網絡直播在技術上主要依托流媒體傳輸, 是一項綜合性的技術運用。因博物館自身的陳列需求與建館時的造型需要，造成了智能手機自身移動數據信號較差，即便館內有無線互聯網，也未必能夠顧及各個角落，從而導致了在網絡直播時難免會出現卡頓等情況。相較于職業主播的專業直播設備，博物館相關直播人員基本都是使用個人的智能手機進行直播，畫面質量參差不齊。拍攝人員也沒有進行專業的攝像培訓，在缺乏攝像輔助器材的情況下，導致畫面抖動嚴重。由于不同場館展陳的特殊性以及文物保存展示的必要條件，場館內燈光也無法滿足觀眾獲得最佳的直播效果。

      （3）缺乏高效的宣傳手段

      一些人氣較高的文博機構，在社交媒體上有強大的粉絲基礎，在直播時有固定的觀眾群體，而對正在起步的場館來說，觀眾數量較為稀少。一方面，可能是直播內容本身不夠吸引人；另一方面是前期的宣傳工作力度不夠，許多希望觀看博物館網絡直播的觀眾并不知道。相關負責人員并未加大對宣傳的投入力度，精心策劃的直播活動無人問津，打擊了策劃人員的熱情。

      2、網絡直播平臺技術瓶頸與管理缺陷

      開展直播教育活動的文博機構除弘博網在網易的直播平臺直播外，其余均在微博直播或旗下的一直播軟件進行直播。微博直播具備網絡直播的基本條件，但扔存在一個巨大的問題：不能自主切換橫豎屏信號（須借助輔助設備的第三方軟件），這使拍攝形式受限，無法更好地適應全方位直播的要求。另外，對于直播各平臺也沒有較為規范的管理制度。博物館教育本是一種面向大眾的科普教育，但成型課程成套照搬、視頻資源不標出處的隨意轉載，體現了各平臺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淡薄。

      本文由作者據原文精簡，原文刊登于《淮海文博》（第1輯），科學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