埠上漢墓群位于邳州市車輻山鎮東北埠上村，東距梁王城遺址和邳州市山頭東漢墓地約2公里，2013年4月，由于埠上小學的校安工程擴建，需要對施工區域內地下文物進行搶救性發掘，由徐州博物館和邳州博物館對施工區域進行先期的考古調查，確定該施工區域內存在漢墓，需要進行發掘；2013年9月，徐州博物館向國家文物局申報該項目的發掘申請，在經過國家文物局的審批同意后，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工作，發掘工作至10月底結束，根據墓葬群的地理地貌特征和考古工作的要求，以現有的教學樓西北角為基點，布東西向的10×10米的探方24個，實際發掘面積2600平方米，地表垃圾厚約1米，墓口多疊壓于其下（圖版一，發掘前墓群外景）。此次發掘工作，共發掘漢墓26座，其中西漢石坑豎穴墓18座，編號為2013PBM7—2013PBM14、M16—M20、M22—M26；東漢磚室墓8座，編號為2013PBM1—2013PBM6、M15、M21；并發掘墓上建筑遺址一處，編號為2013PBF1。（圖一，埠上漢墓群墓葬分布圖）。

        一、西漢石坑豎穴墓

此次發掘的漢墓主體為西漢石坑豎穴墓，共計18座，多疊壓于次生的土石混合層之下，封土均已不存，部分墓葬被現代人盜擾，盜洞回填土中發現有生活垃圾以及墓葬殘損的陶器碎片。

西漢墓多順著山勢東西排列，墓坑多為南北向，石壁鑿制不精細，墓壁未見鑲補痕跡；由于山勢不平，部分墓葬的墓口用塊石砌筑平整。豎穴內填土來源不一，小型墓葬均用開鑿墓坑時的山石混合山土回填，其余的（深豎穴與夫妻合葬墓）多用淺黃色的土回填，部分墓葬的填土經過夯筑，豎穴填土中見有回填的鐵钁，多銹蝕；豎穴一般長2.7—4、寬1.5、深3—4米，如M11，南北總長360、東西寬290、殘深280厘米，方向95°，包括單人墓和夫妻合葬墓，多為木質棺，多朽爛，部分棺髤紅漆，如M26；隨葬品多寡不一，少者僅陶罐1件，如M17；多者10余件，如M26（圖版二，M26夫妻合葬墓墓葬結構）。

此次發掘的西漢墓共計出土（釉）陶器、銅器、鐵器、玉器、錢幣等140余件，器類涵蓋了西漢早期的鼎、盒、壺、匜、盤等仿銅陶禮器，倉、灶、井、磨等中晚期的模型明器，以及帶鉤、眉刷、奩盒等生活類隨葬品；同時，還出土了玉璧、玉環等喪葬用玉（圖版三，M19出土玉璧和玉璜）。

        二、東漢磚室墓

       東漢墓主要集中于發掘區的西部，如M1-M6，墓葬均為南北向，東西并列分布；平面呈南北向的 “甲”字形或者長方形，在墓室的倒塌堆積中，發現有楔形磚倒塌堆積，原墓當為券頂；墓壁多用長方形磚錯縫平鋪或者立置鋪砌，墓磚多模印帳幔紋、柿蔕紋、回文，中間用十字紋、中字紋及田字格紋分隔，墓壁上下層之間組合成波浪紋或者同心圓紋；墓底用長方形磚、楔形磚、方磚錯縫或者通縫平鋪。大部分墓葬均于墓室前（南部）山體中開鑿一長方形斜坡形墓道，墓道內靠近墓門的位置多用大型塊石封堵墓門（圖版四，東漢墓排列）。由于早期被破壞，葬具多不存，墓葬內僅存部分肢骨殘骸。下面以M1為例說明其基本結構：

       M1平面呈“中”字形，由墓道、前室、主墓室和祭祀龕室構成，南北通長741、最寬處216、殘深128厘米，方向175°，券頂不存，墓室內為五花土淤塞，長方形斜坡墓道，用長方形石板封門，中室南北用石板砌筑，北部用木質封門封堵主墓室（木門已朽），東西兩壁用長方形花紋磚錯縫平鋪，花紋磚為半圓形的同心圓紋，相接的兩塊磚之間的同心圓組合成水波紋，帳幔紋磚長38、寬24、厚9厘米（圖版五,M1東漢墓結構）。主墓室用長方形青磚鋪砌墓壁和墓底。隨葬品位于中室內，包括陶磨、綠釉陶壺、綠釉圈廁、綠釉陶灶、銅紐扣、骨簪、錢幣（“五銖”）等10余件。

此次發掘的東漢墓隨葬品約70件，多放置于前室或者主室的一角，其典型組合為施綠釉的倉、灶、井、磨、圏廁等模型明器，共出有錢幣、環首刀、鐵劍等生活類隨葬品（圖版六，M2出土隨葬品組合）。

 三、發掘收獲

通過此次發掘，此處墓群為漢代墓葬群，墓葬之間存在疊壓打破關系，主要是東漢的磚室墓疊壓在西漢墓之上（主要為M2→M26、M18；M21→M22；M5→M24三組之間的疊壓打破關系），年代跨度較大，如M21打破M22的西壁，M22出土半兩錢，為西漢早期墓，而M21為東漢的磚室墓。東漢墓主要為倉、灶、井、磨、圏廁等模型明器，不見東漢中期多見的幾、案等，時代下限為東漢中期。

西漢的石坑豎穴墓基本為東西并排分布，自西（山頂）向東（山腳）漸少，東漢的磚室墓集中分布，東西并排，隨葬品組合相近，可見此處墓地當為漢代的一處家族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出土的西漢早期的陶器中，鼎為高足淺腹、壺為盤形底足，與徐州地區發現的早期深腹鼎、斜直壁足不同，也不見早期多見的鈁，可能受山東魯西南地區風俗的影響較大。